“您确信不会重蹈覆辙吗？”
“对。这个是肯定的。”
“具体能拿几块金牌呢？”
“比赛会告诉你。”
这个时候的高健，相比四年前，反而显得更加年轻，轻松。作为中国体操的掌门人，这四年，他的内心五味杂陈。体操作为中国奥运的金牌大户，届届见金，但雅典一役，让这支队伍背上了“摔之队”的名声。四年后，高健虽不是卧薪尝胆，却也是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不能忘记雅典那一幕。
高健的弟子，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，至今还清晰记得四年前的的每个细节。
“男团第一项是自由操，邢傲伟首先出场。在平时的训练中他以稳健著称，却出现了重大失误。我当时就觉得大事不好。期望第二个出场的滕海滨能挽回局面。”
事实上，年轻的滕海滨也经受不住重压，在双杠上同样出现重大失误。在严酷的633赛制下，黄玉斌心里默念出两个字“没了”。他不由自主地朝端坐在观众席上的高健望了一眼。
高健当然看到了黄玉斌的那一回头，这是师徒两人多年形成的默契。“我当时摇着头说了两个字，‘没了’！”
真的没了。尽管后面五轮的比赛，中国队再没有严重失误，但局面已然无可挽回。当日本人疯狂地冲向场地庆祝的那一刻，痛苦与尴尬写在黄玉斌的脸上，他甚至没想到跟以往一样，去拍拍弟子们的肩膀。“那个时候，我确实木了。”
高健坐在看台上，久久一动未动。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，最重的一块金牌被“不是对手”的日本队抢走，是他从未想过的。作为体操中心主任，他知道，是该动手术的时候了。
但，这只是一闪念，因为第一，他并不觉得这是世界末日，毕竟后面中国队还有十个争金点，按照最保守的估计，总应有1/3到手。第二，作为体操界的最高决策者，需要冷静。
但事实证明，他的估计还是太不保守了。十个争金点中，唯有滕海滨在鞍马项目上拿下一枚金牌。那时的黄玉斌在想什么？“我没法相信这是真的，以为在做梦。”
1金！总教练黄玉斌没法向高健交待，中心主任高健没法向总局领导交待，总局领导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。但是，体操界的优秀教练人才，基本都集中在了队里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媒体和圈内外在反思，但首先是炮轰。“中国体操队？中国摔跤队！”“梦之队？摔之队！”“中国体操对得起谁？”类似的质问，让高健寝食难安，以致奥运会闭幕两个月后，他的嘴角依然布满脓疮。
“你能想象每天有刀子戳心窝子的感觉吗？”黄玉斌反问记者。“那个时候，我们全队一度不敢看报，不敢看电视。”
但是高健下令，把那些最刺耳的批评报道，贴在体操训练馆大门口的报刊栏里，让教练和运动员每一天经过这里时都能看得到。“经受不住这种考验，就说明我们的心理还是有问题。”高健说。
“知耻而后勇。这四年，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。”黄玉斌感叹。
对于黄玉斌来说，真正的考验未必在训练馆。“过来”，不是那么容易。
雅典奥运结束4个月后，一个叫李月久的人悄然回国，当他出现在体坛公寓的那一刻，黄玉斌的内心首先起了波澜。之前的一个月，在高健主任的主持下，体操队的训练班子进行了调整，黄玉斌担任中心副主任和总教练，负责整体训练和部分行政工作，不再亲自带队员。他手下的队员分别由不同的教练接手。同时任命陈雄为男队主教练，陆善真为女队主教练，负责具体制定和完成训练计划。
调整方案一公布，风浪四起。一种说法是，雅典输得那么彻底，但体操队没有人出来负责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另一种说法是，“黄玉斌明升暗降”。
而李月久在这当口的回归，让“高健与黄玉斌师徒失和”的猜测甚嚣尘上。李月久是高健的大弟子，为人低调实干，虽然离开了中国体操20年，但赤子之心依然不改。“他回来，是取代黄玉斌，事实上执掌体操队帅印的？”
高健之前已找黄玉斌谈过话，明确了他作为中心副主任和总教练，应该以制定政策、计划以及“宏观调控”为重点，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训练。李月久回来后，将在队内进行一些辅助性工作，跟黄玉斌的职权毫无交叉。
黄玉斌当然明白恩师的用心。在中国体操最困难的时候，需要集中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，打一个翻身仗。可是，当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的时候，开始还是有一点尴尬。两人显然都注意到了报章上的猜测。
“什么顶替啊？他是中心副主任和总教练，我只是负责为全队、特别是女队的训练掌握方向，出谋划策。”面对外界的传言，李月久说得很诚恳。
在正式的体操队名单上，李月久的身份是“管理”。而事实上，他干的工作，跟其他运动队的“管理”有本质的区别。迄今，体操中心对于李月久的身份，也没有明确的任命。但是，在大家的心里，他只有一个名字：“海外赤子”。这也是李月久MSN的名字。
“他也快50岁的人了，孩子老婆都在美国，自己的事业也在美国。但为了中国体操队能够打翻身仗，放弃了美国的事业，毅然决然地回来了。”高健说。对这个大弟子在关键时刻的抉择，高健一直引为自豪。
三年多来，李月久一直住在天坛公寓一间不足10平米的居室里。“三年多了，我们俩同一个办公室，他的卧室跟办公室本身就是一套房子。我们能不互相了解吗？他回来就是做事的。”黄玉斌说。
“这四年，对于体操队来说，最大的考验是什么？”
“是研究并掌握新规则。”黄玉斌略加思考，回答道。
2006年，国际体操联合会对比赛规则进行了颠覆性变动——取消10分制，得分无上限。这是其成立150余年来的第一次。对于中国体操队，这就意味着，筹划良久的“北京雪耻计划”泡汤。
“经过多次论证和研究，体操队教练认识到，在新规则当中代表难度的A分是实力的体现，代表完成质量的B分则是取胜的关键。”黄玉斌说。
对此，体操队管理层提出“学习新规则、掌握新规则、利用新规则”的口号。
然后，高健主任给大家出了两道题——找金牌和夺金牌。
高健解释道：“所谓找金牌，就是千方百计打造更多争金点。具体的办法便是根据队员们的不同能力情况，尽可能提高动作难度和增加动作连接，也就是想尽办法提高A分，在决战中，只有具备了相当的A分水平，才有资格去和高手过招。所谓夺金牌，就是提高成功率。如果说A分是进攻，那么B分就是防守，只有完美地完成成套动作，才能不被裁判扣分。这两大步骤贯穿了中国体操队之后两年的整个备战过程。”
事实证明，体操队对这两道题给出的答案都很漂亮。
2006年丹麦奥胡斯世锦赛，不仅中国男团重新返回到世界冠军宝座，就连中国女团也在53年来首次战胜美国、俄罗斯、罗马尼亚几支强队，夺得冠军，实现突破。
此外，老将杨威也终于摘掉“千年老二”的帽子，获得久违了的世锦赛全能冠军。整支中国队史无前例地在一届世锦赛上摘得8枚金牌，令国际体操汗颜。
第二年，德国斯图加特世锦赛，中国男团蝉联冠军，杨威也再次获得“全能王”称号，此外还收获了三个单项的金牌。在本次世锦赛的预赛上，中国女队是首场第一个比赛，之后还有八场32支队180多名选手，在这样不利的签位下，中国女队在四个单项上都取得预赛第一。
现在，提起这两届世锦赛，高健依然很激动：“2004年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改革，而且要动大动作。但是，说实话，北京奥运这么重要的比赛，任何调整都是有风险的，我心里比谁都明白。可是，就是悬崖，你也得往下跳。”
有人说，较之雅典大败，中国体操在丹麦的胜利是“败而不馁”，而较之丹麦，中国体操队在斯图加特的5枚金牌是“胜而不骄”。然而，问号依旧存在。
四年前，中国人也是带着世界强队的光环抵达雅典的，前一年的世锦赛同样成绩卓著。他们是大热门，最后却摔得很惨。同样的事情，是否会发生在北京？
人们当然希望得到一个乐观的回答。然而，比赛没有开始，一切都只是期望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家门口征战，任何闪失都是致命的。或许正如高健所说，北京奥运，给身经百战、几经沉浮的中国体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。即便是黄旭、杨威、李小鹏这样已经历经三届奥运会、数次世界杯、世锦赛的老将，也从未在家门口征战奥运。到底会是怎样的场面，谁也无法预计。
今年5月的天津世界杯比赛，天津新生代“吊环王”陈一冰第一次在家乡参加国际比赛，父老乡亲自然激动不已。预赛时，陈一冰刚入场，就有观众对着他大喊起来：“陈一冰，你好样的！你爸爸可都来看你啦，可得好样的啊！”结果，几年来没有出现过失误的他，居然在预赛下法上出现闪失。主场作战的弊端暴露无遗。
后来得知，那位在观众席上用天津话大喊的观众，是陈一冰的亲戚。那几天的比赛，陈一冰家远近几十口人都在赛场观赛，他将如何做到“视而不见”？同样的情况，如果出现在北京赛场，中国选手又将如何应对？
十个争金点，到底能拿几枚金牌，谁也说不好。体操比赛的风险太大了。
备战北京的最后关头，为了防止包括伤病、心理等一系列以外问题的突发，体操队一线教练员都与中心签下“责任书”，谁的队员出现了问题，就会追究到底。
高健主任说：“实际上，这是对教练员们的一种督促手段，是为了让他们提高警惕、再提高警惕。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，耽误了备战计划，是谁来负责都无法弥补的，所以我们也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。”
60岁的高健，说这话的时候毫无平时的幽默与从容。的确，对于他和他背后的一干人马，北京这次鏖战注定艰难而严肃。他们的身上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伤疤，从8月9日体操比赛正式开始那一刻起，他们要做的不是再往这个伤口上洒盐，而是要彻底抚平它。
暂时没有讨论记录